由于安排和接洽问题，访美学者团的出发时间一拖再拖。

拖得金岳霖都不耐烦了，直接离开重庆，坐船去李庄一边养鸡一边照顾林徽因。而其他五位学者则滞留重庆，整天无事可做，周公馆成了他们的沙龙聚会场所。

恰逢暑假，孩子们都在家，就连周维烈都从昆明回来了。

也不管孩子们是否能听懂，反正只要跟这些学者聊天，周赫煊都会让自己的子女过来旁听。一个个全是大师，即便不能领会思想，让孩子们沾沾文气还是可以的。

这些学者很有意思，虽然都是学术界的一方大佬，但吵起架来就跟小孩子似的。

建议老蒋南撤台湾的张其昀早年属于“学衡派”，这一派主张文学复古，反对新文化运动，认为一味模仿西方只能取其糟粕。

而刘乃诚又属于“宪政派”，他非常赞赏《万历十五年》这本书，因为他主张制度精神的培养，恰好与《万历十五年》所表达的思想一致。

在对于当前中国制度建设上，刘乃诚和张其昀有着极大分歧。前者极力主张政治制度西化，一切以制度和法律为准绳；后者认为道德建设同样不可忽视，道德能够弥补制度的不足，而中国现有状况也不允许全面实现法治。

中国生理学奠基人、未来的中科院院士蔡翘被二人拉进来评理，可怜蔡翘对政治一窍不通，只能在中间当和事佬。

费孝通则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，认真分析中国底层经济和人民生活状态。他认为现在喊什么法治和道德口号都无济于事，吏治已经从中央就崩坏了，只能先赢得抗战胜利，再来逐步解决政治问题。

刘乃诚就不高兴了，立即跟费孝通吵起来。他认为正是由于抗战，可以借着这个时机实现宪政，以国家民族的大义进行政治改革。

大家吵得不可开交，只有萧作梁默默看戏。

这六位学者来自不同的学校，金岳霖代表西南联大，费孝通代表云南大学，蔡翘代表中央大学，刘乃诚代表武汉大学，张其昀代表浙江大学，而萧作梁则代表四川大学。

六人当中，费孝通名气最大，也最为美国人所熟知。他的著作《江村经济》，早在四年前就被英美学界誉为“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”，在国际人类学界也是响当当的人物。

而萧作梁则名气最小，完全属于陪衬。他在后世被人提及，经常是讨论共党土改政策的时候，此君对共党的土地改革史颇有研究。

连续争论对喷了半个多月，这些学者终于启程了，金岳霖也放下林徽因赶紧回来。他们的赴美路线是先走驼峰航线去印度，再从海路去美国，一路上非常危险。

所谓“驼峰”，即是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一个山口，属于抗战后期国际援助物资的毕竟之路。

刚开始的时候，由于运输机的性能问题，飞行员只能低空飞行，必须穿越迷宫一般的喜马拉雅山隘，稍不注意就撞在山上机毁人亡。后来运输机得到了改进，终于不用低空飞行了，但糟糕的天气和日机的堵截，同样让驼峰航线遇险率极高。

费正清这次也想邀请周赫煊赴美交流，但周赫煊死活不干，就是害怕一头栽进喜马拉雅山中。

等学者们走后，周赫煊才把周维烈和周灵均叫来，让他们谈聆听顶级学者吵架的感想。至于其他子女就不必了，由于年龄太小，肯定一点粗浅皮毛都学不到。

周灵均总结说：“刘叔叔总讲大道理，张叔叔顽固得很，他们两个越吵越迷糊。我觉得是费叔叔吵赢了，刘叔叔和张叔叔后来都不怎么说话。”

“维烈，你觉得呢？”周赫煊问。

周维烈鄙视道：“吵来吵去也没什么用，不如做点实际的事情。”

周赫煊哈哈大笑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