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二月十四日，晴。

报纸上没有任何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消息，有的只是首都陷落，呼吁国人团结抵抗的文章。历史上，第一次完整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文字，是英国记者田伯烈所撰写的《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》，此书要等明年初才开始动笔。

美国牧师约翰·马吉，此时应该在拍摄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，不过同样要到明年才能将胶片偷偷运到美国。

《大公报》战地记者刘君扬，如今已彻底跟外界失去联络。这位记者是周赫煊在天津招聘的，开设分馆时被调往南京，周赫煊多次让他撤离都不听，以致现在生死不明。

周赫煊坐着私人小轮船，强迫自己不去想任何关于大屠杀的内容，绕道朝天门前往中央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。

抵达朝天门码头时，正好遇到一艘内迁船只。船上载着国府赈济委员会委员长朱庆澜，以及赈务委员会的20余名职员，这是第六批内迁重庆的政府机关，国家元首林森在半个月前就已经到重庆了。

而剩下的大部分南京政府机关，以及99%的内迁企业、学校，此时都还在湖北和湖南。

常凯申最初打算把迁都一分为三，即国民政府迁到重庆，军事委员会迁到洛阳，行政院迁到衡阳。到11月初，他正是召开会议，讨论迁都事宜。

汪兆铭也对此发表了意见，劝林森把中央政府迁到武汉或广州，至于四川则太偏僻，汪先生觉得太不适用了。

常凯申没有接受汪兆铭的建议，他单独与林森商讨，决定把首都直接迁往重庆，最终做出决议如下：“第一，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重庆。第二，军事委员会不急着搬走，由老蒋临时决定。第三，各部委机关，打散迁往长沙以南或四川、贵州各地。”

至于企业和学校，常凯申认为应该迁到武汉和宜昌，所以现在大部分的企业学校都云集在武汉、宜昌两地。

直到明年10月，冈村宁次率十万大军向宜昌推进，才开始了轰轰烈烈的“宜昌大撤退”。这场内迁被欧美学者称为“东方的敦刻尔克”，为中国保存了工业和文化元气。

说起宜昌大撤退，就必须提到一个人，那就是大资本家卢作孚。

早在淞沪会战开打之前，南京国民政府就实施了“江阴沉船计划”，将24艘船只凿沉于江阴下游，以阻拦日本军舰沿江而上，那时杜月笙还主动提出凿他的轮船。至上海、南京陷落，南京政府又在江西组织第二次沉船，前前后后主动凿沉几十艘江轮。

作为民生船运公司的老板，卢作孚多次接到政府沉船命令，但他拒不执行，认为凿船以断敌路的做法无疑自绝后路。结果到了宜昌大撤退时，其他船运公司的船只被沉得七七八八，卢作孚的民生船运公司成为唯一可以依靠的运力。

宜昌大撤退正值长江枯水期，运载大型设备的船只，以及吨位太大的轮船无法通过三峡。按照当时的运力，那么多物资和人员全部运抵重庆，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，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。

卢作孚和技术人员反复研究，创造出枯水期间不停航的“三段航行法”，只用了不到40天就把人员运完，物资运出超过三分之二。又过了20天，卢作孚把剩下的物资全部运完。

而为了全力抢运物资人员，卢作孚在两个月内损失400万大洋，因为他只收取了少量运费，并且三段航行法耗资极大——沿途征召了近千条小木船帮忙。但他却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，光是他运走的兵工厂设备，每月就可制造手榴弹30万枚，迫击炮弹7万枚，航空炸弹6000枚，十字镐20多万把。

在整个抗战期间，卢作孚的民生公司，只是军队就运送了共计270多万人。

顺便一提，民生公司在宜昌大撤退时，第一条船运走的是3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