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需求那样富有凝聚力。

像同为河北汉人武装代表的封隆之、李元忠等，在这一时期便几乎没有和高乾在政治上声援互动的行为。

高乾所希望的政治处境，无疑是在孝武帝和高欢这对君臣之间左右逢源，乃至于成为第三方左右时局走向的势力。

但高乾的悲剧在于，他并不是时局中的唯一选择。

对孝武帝而言，在内有斛斯椿、王思政等胡汉大臣的辅佐，在外有贺拔岳兄弟可为制衡。

而高欢的立场则就更清晰，他始终明确自己赖以做大的根本力量就是其麾下的北镇力量，由其韩陵之战前对高敖曹部曲战斗力的质疑便可见一斑。

高乾的死，对孝武帝而言是恼羞成怒、放弃并惩罚一个不肯依附他的河北豪强，对高欢而言则是提前剪灭一个潜在的对手和隐患。

高乾死后，其兄弟高敖曹等纷纷投奔高欢，似乎可以证明高欢并无加害高乾之心。

但需要注意的是，此时的高氏兄弟已经不是早年横行乡里、意气用事的乡里侠少，他们需要保全自身的政治地位和乡土势力。

高乾是由孝武帝下令诛杀，而且孝武帝所任用的斛斯椿等乃是尔朱氏余孽，渤海高氏起义河北的一大政治意图就是反对尔朱荣势力。

政治上既不同步，彼此又存在血仇。高敖曹等此时投奔高欢，既是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决定，也是他们当时唯一的选择。

毕竟高欢当时已经彻底消灭尔朱兆，并以晋阳为其霸府、确立了并肆之地为其大本营的路线，与河北豪强之间并不存在针锋相对的乡土资源竞争矛盾。

公元534年，高欢自晋阳起兵南下，所奉持的名义也是诛杀斛斯椿等尔朱氏余孽，这与河北豪强的政治诉求是相同的。

高乾死后，其弟高敖曹在公元538年的河桥之战中战死。自此以后，东魏方面便鲜有汉人担任方面大将。

高敖曹的死，当然不可以直接归咎于高欢，但其实仔细分析之下，高敖曹应该是死于东西两大北镇武人集团的联合绞杀。

高敖曹的军事能力不必多言，尽管高欢坐拥六镇大部分的军事武装、且麾下多有北镇将领，但在东西魏对峙的前期，高敖曹始终都是独当一面的统军大将。

当时世道，南下的北镇武人已经成为主流，西魏的塔防大师王思政也还没有神功大成，高敖曹可以说是当时河北汉人武装最出色的代表人物，其行事作风也的确是让人志气大壮。

高敖曹曾与北豫州刺史郑严祖玩握槊搏戏，御史中丞刘贵遣人来召见郑严祖，高敖曹却不放行，并命人将刘贵使者用木枷锁住，刘贵使者说：“枷时易，脱时难。”

高敖曹直接抽刀砍掉使者头颅并说道：“何难之有？”

之后高敖曹又与刘贵相坐，有人来奏黄河民工死伤甚巨，刘贵说：“头钱价汉，随之死。”高敖曹闻言大怒，抽刀便要砍刘贵。

刘贵逃回军营，高敖曹还要召集部伍攻击刘贵军，侯景、万俟洛等胡将劝说之下，高敖曹才肯罢休。

刘贵就是当年高欢落魄投靠尔朱荣时、数次向尔朱荣举荐高欢的匈奴人，面对高欢的良朋故友，高敖曹尚且寸步不让。

虽然后世有论刘贵所谓“一钱汉”并非特指汉人命贱，高敖曹反应过激云云，但先有社会普遍的歧视氛围形成，才会有闻言大怒的反应，这是必然而有的现实。

高敖曹性格或有偏激刚愎之处，但其不阿贵幸、勇于反击的作风，在北魏末年胡风浸深、六镇武人桀骜当时的社会氛围中，亦足可称筋骨强悍。

史载高欢对高敖曹礼遇有加，临军常以鲜卑语号令，但在面对高敖曹时便说汉话。高敖曹曾入丞相府遭到门仆阻止，高敖曹引弓射之，高欢亦不见罪。

但无论高欢个人对高敖曹怎样的礼遇，东魏之所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