代，更为稳妥。

正好，眉县常兴镇的李家村有个土财主，要出售大盂鼎。

他用一车银子，也就估计有3000两，将这件西周的青铜重器，买回到家中。

这件西周的青铜器就是高101.9厘米，直径是77.8厘米，重153.5千克的大盂鼎。

更为珍贵的是，里面还有291字的铭文。

铭文的内容是周康王训诰大臣“盂”，牢记“殷代因酗酒而亡，周代则忌酒而兴”的教训，一定要努力辅左自己治理国家云云……宋兆奎就将其命名为大盂鼎。

不久之后，那位财主又在发现大盂鼎的土崖下，挖出了更大的一尊青铜鼎。

宋兆奎得知消息后，不惜重金，又将重500余斤，高110厘米左右，比大盂鼎还要“威勐”的第二尊青铜鼎，买到了家中。

第二尊更大的青铜鼎，同样是周康王赏赐给大臣“盂”的，那怎么命名？

总不能叫它老盂鼎，或者叫它超盂鼎吧？

第二尊青铜鼎虽然体积大，但里面400余字的铭文字体却有些小，它就被宋兆奎，命名为小盂鼎。

重300左右斤的小鼎，就成了大盂鼎。

而重500左右斤的大鼎，就成了小盂鼎。

《木兰诗》中有云，双兔傍地走，安能辨我是雄雌——套在这里，不说明白，你就分不清哪个鼎大，哪个鼎小。

一般不了解古董文物的，怎么叫都可以。

那么，到了现代，为什么这阵错误还没有纠正？

其实，这里面牵扯到了对于青铜器的命名规则。

学术界对于有铭文青铜器的命名，有一条基本原则，即器主名器名。

如在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的着名的墙盘，定名根据便是器主名“墙”、器物是盘。

多数情况下，器主名前会带有职官或族氏，如墙盘又称史墙盘，就是因为墙在周为史官。

器主名缺失的情况下，器物便以作器的对象名称命名，如司母戊方鼎，即为庙号为戊的女性先人所做的方鼎。

然而，考古学者经常能够遇到，同一个器主的不同青铜器，于是学者们便用作器时间来加以区别。

我的系统不正经

如西周中期的七年趞曹鼎，和十三年趞曹鼎。

五祀卫鼎和九祀卫鼎！

西周晚期的四十二年逨鼎，和四十三年逨鼎等。

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，和它的“兄弟”小盂鼎，就比较奇特。

前者铭文的纪年是“廿三年”，后者则是“廿五年”，也有学者认为是卅五年。

那么，根据青铜器定名原则，两器应该分别称作“廿三年盂鼎”和“廿五年盂鼎”。

要是这么按照年代来计算，还真就是大的大，小的小，没错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