紧，朝廷大军抽不开身，岭南的兵力本就“内重外轻”，全堆在广府、沿海、珠江水道这些枢纽，如今广府一丢，就像断了脊梁。

大都督府名下的兵马看着多，实则早被拆得七零八落：诸卫营缺兵，屯营的粮少，巡城兵多是临时拉来的民壮。广府留司的指挥体系一毁，这些散兵就成了没头的苍蝇，短时间内根本聚不起来。岭外的江西、福建兵，安南都护府的人马，就算想来援，也得走个把月——远水救不了近火。

留司的两位同僚也指望不上。侍御史魏岑在外巡察，手里只有例行的亲随扈从，就算从桂州赶回来，也没调动地方驻军的权宜；唯一的希望是三司判事卢景——他在韶州督运军资，手下有护路军和漕营，兵强马壮。可卢景性子死板，没朝廷明旨绝不肯轻易动兵，崔敬之得先在清远站稳脚跟，才能让他相信“平叛有戏”，否则连这位同僚都要失去。

“任上出了这等叛乱，我崔敬之罪责难逃。”他对着江面低声自语，虎吞剑柄硌得掌心发疼，“可就算将来被槛车押回洛都，死前也得把清远守住，给朝廷平叛铺条路。”风卷着江腥味扑过来，他抹了把脸上的潮气，目光重新变得锐利——守住清远，就挡死了叛军沿珠江北上的路，这是他最后的本分。

但这一切的前提，是他得在清远阻挡住，广府叛军的扩散之势；同时，稳住这位过于谨慎和死板的同僚信心；坚持到岭外的朝廷援军到达。在自己的多年任上，居然出了如此大逆之事，身为大都督/留司首席的崔敬之，显然是难辞其咎，甚至是罪责难逃，少不了被夺职褴车入京。

但在此之前，他只能在自己的职分之内，竭尽所能的多挽回一点败坏的局面，为朝廷后续的平叛行动，争取到更多的机会和胜势……

“大都督！”亲兵的呼喊打断了思绪，小伙子踩着泥泞奔来，皮质甲胄上的泡钉沾着泥点，声音发颤，“北江口发现十艘叛军快船！是番禺水营郎将吴奎的人，旗号都看清了，离着十多里正往这边漂，随时要登岸！”

崔敬之抬手按了按发胀的太阳穴，胡茬扎得掌心发痒。四十有八的年纪，守了岭南十五年，从海寇之乱到蛮族袭边，他什么风浪没见过，却从没像此刻这般狼狈——广府失守的急报早走了海陆八百里加急，可朝廷援军还在路上，梁浜的叛军却像闻着血腥味的疯狗，咬着他的残兵不放。“他们是想拔了清远这颗钉子，好安心往韶州打。”他冷笑一声，眼底闪过狠劲，“我偏不让他们如愿。”

“传我将令！”他转身往箭楼下走，靴底踩过砾石，发出“咯吱”的脆响，声音沉得像江底的礁石，“火器营把仅剩的八门佛朗机抬到西岸滩涂，埋在苇荡里，敌船靠岸再打；射手队登镇东山包，备足火箭，见船帆就射；火头军立刻开伙，把存的干粮、腌肉都拿出来，让弟兄们吃饱——老子不要死守，要把这群杂碎赶进珠江喂鱼！”

亲兵领命跑远，营寨里瞬间响起此起彼伏的呼喝声——搬火器的号子声、磨刀的“霍霍”声、伤员的咳嗽声混在一起，反倒透出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劲。崔敬之掀开进帅帐的帘子，浓重的膏药味扑面而来，呛得他皱了皱眉。帐中央的旧地图被油灯熏得发黄，珠江沿岸的要塞用朱砂圈着，广府的位置被他用刀划了个刺眼的叉，而清远镇旁，“必守”两个墨字被他描了三遍，墨迹浸透了羊皮纸。

号角声在营寨上空响起时，崔敬之已披好头盔，站在队伍最前。江风卷着珠江的腥味吹来，掀动他破损的披风，甲胄上的血渍在天光下泛着暗红。他拔出腰间的虎吞刀，刀身映着兵卒们年轻却坚毅的脸，吼声震得江水解冻般哗哗作响：“儿郎们！清远是咱们的根，身后是韶州的百姓！今日要么把叛军杀退，要么跟老子一起沉进珠江——杀！”

此时官道旁的芦苇荡深处，江畋正将灵素按在凸起的石